點秋江 白鷺沙鷗

徽商婦，是徽州商人妻室的別稱，是徽州女人中極其特殊的一個群體。她們肩負徽商的興衰，築壘著家族的後盾，默默地用青春書寫出了一部無字徽商史。她們雖與徽商的稱號連襟相依，卻沒有徽商幸運。面對著徽州境內眾多蒼涼冷峻的貞節牌坊，人們在贊嘆徽商創造輝煌與榮耀的同時，深深地為高牆禁錮的徽商婦婉惜，更為徽商婦驕傲。

 
　　徽商婦，是勤苦持家的典範。地處高山深谷的徽州，農業收成只能滿足三分之一的口糧。為了活命，男人們不得不離井背鄉，“以賈代耕”。《潭渡黃氏族譜》卷六《祠祀‧新建享妣專祠記略》︰“吾鄉僻在深山中，為丈夫者，或游學于他鄉，或服賈于遠地，嘗違其家數年、數十年之久，家之繩勉維持，帷母氏是賴”。家庭的重擔，自然落在女人的身上。

據《徽州地區簡志》記載：徽商發展的黃金階段，也就是明清時期，徽州成了一個高移民的輸出地區，70%以上的成年男子要離鄉從事商貿經營。當地有句俗諺說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說的就是徽州男人的人生軌跡。另有俗諺雲：“歙南太荒唐，十三爹來十四娘”，是說徽州當時年滿十二三歲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後外出經商，他們往往要等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後才能返鄉省親。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說。《新安竹枝詞》更形象地描繪道：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據說，曾經有一對夫婦結婚才三個月，丈夫就外出做生意。從此相聚無期，妻子日夜盼郎歸。她以刺繡爲生，每到年底，就將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錢換一顆珠子，用以記住丈夫離家的日子，稱爲“記歲珠”，後來丈夫歸來，發現妻子已經死了三年，再看她積攢的珠子，竟已有二十多顆。

徽商婦主家，不僅繅絲紡織挑野菜，甚至操犁耕田負重。《歙風俗禮教考》也雲︰“茶時雖婦女無自逸暇。”徽州人性厚質淳，而女性尤為突出。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練成了徽州女人節儉持家的本領。據《徽州府志》載︰“女人尤能儉，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黟祁之俗織木棉，同巷夜從相紡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這些徽商之妻，一個月可做四十五日，唯一支撐著的，是一種簡樸的生活信念。她們“事公姑以睦，奉丈夫以順，待叔伯以和，撫子孫以愛，勤儉持家，不生外禍”。徽商外出，生意風雲不定，在家婦女，每每以節儉防不測。一旦發財致富，也不敢有半點懈怠和奢侈，仍過著“菲衣惡食”的日子。《歙縣志》載︰“婦女猶勤勉嗇不事修飾，往往夫商于外，收入甚微，數口之家，端資內助，無凍餒之虞”。在漫長的生活等待中，徽商婦必須承受著一切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持家的處境可想而知，其度日艱難的程度是難以想象的。正是在這種逆境磨勵中，徽商婦為徽商的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徽商婦，是朱子禮教的犧牲品。如果說走南闖北徽商的成功值得稱道的話，那是後院徽商婦用巨大犧牲編織的花環。徽州是理學發源地，儒風禮孝猖行。商人行游四方需要穩定的後院。而女人克守婦道是商人成就事業的基礎。《魏叔子文集》卷十七《江氏四世節婦傳》中論︰“土著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父”。在孤寡憐丁氛圍籠罩中的徽商婦，不僅要忍受生活和歲月的煎熬，極力壓抑青春躁動和心理需求，還要肩扛著封建禮教的沉重枷鎖，無時無刻不遭受著祖宗規矩與“三從四德”的糾纏。“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當時吃人的婦道禮教。被統治者愚弄的婦女，自甘慎守貞節，恪守封建孝道，不但造就了一代代孤燈伴影的“留守女士”，而且鑄造了一座座讓人睹之淒慘的貞節牌坊。而徽州的牌坊中，以表彰婦女貞節為最多，幾乎佔到一半，其中，商人婦佔了絕大多數。

明朝創建之初，朱元璋便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明會典》）。”清朝統治者，則更進一步規定，孀婦守節六年以上身故，未婚貞女在夫家守節病故，女子拒辱被害及自盡者，均得旌表，立牌坊，並按口給銀三十兩（《光緒會典事例》）。史籍記載，徽州“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婺源縣城有一座建于道光十八年的孝貞節烈總坊，所載宋以來貞烈女子二千六百五十八人，到光緒三年重建時，人數又增至五千八百多人。民國《歙縣志》記載，清歙縣烈女竟達八千六百零六名。同治《祁門縣志》則載，祁門烈女二千八百三十九名，有的是婆、兒媳、孫媳三代守節。作為彈丸之地的績溪，閨教最嚴。據嘉慶十五年縣志記載，單為貞婦烈女們建設的牌坊竟達七十五處，其中號為節孝坊四十六處，貞烈坊二十二處，貞女坊一處，孝義坊一處。而榜上無名的貞、節、烈女子，不知又有多少。

這些節婦烈女“名聲”的獲得，無非是撫孤守節，孝事姑舅，甚至是絕食七日，以死守節。如《龍井春秋》記載，胡光世妻汪氏“夫櫬未歸，氏不就褥，垂老獨居一室，三尺小童子不許入戶”。為表彰她的“貞風烈舉”，縣令趙世德在康熙年間特贈汪氏“節如松筠”匾額。又如胡端詵妻章氏，未過門而夫亡，她就絕粒七日而歿。清嘉靖年間為其建貞坊，上題“琨玉秋霜”。“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這種精神的摧殘，這種肉體的折磨，受害者絕大部分恰恰是徽商之婦。在朝廷皇帝的褒揚中，在那些牌坊恩榮的背後，有多少徽商婦女，為此白白付出了可憐的一生。徽州這一座座用婦女血肉凝鑄的節孝牌坊，為不幸的婦女帶來了無上的“榮光”，也影響著千百萬婦女甘願受禮教摧殘。

明清時期，徽商達到鼎盛，出現了“無徽不成鎮”的盛況，其財力左右國家經濟命脈達三百年之久。朝廷對徽商恩寵有加，榮歸故里的徽商紛紛獲得皇上恩准，興建牌坊，旌表功名，以求將孝子節婦的事迹流芳百世。在這樣的環境中，發祥宣揚“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理學，也就再也正常不過了。而徽商勢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時代徽商的鼎盛同時也伴隨著烈女數量的同步增長。以淮揚鹽商為例，隨著兩淮鹽業的如日中天，徽州鹽商一方面在揚州一帶提倡風雅，文酒聚會，紛紛“以儒飾賈”，用儒家倫理給自己貼金；另一方面，則在老家徽州，殫精竭慮，要將桑梓鄉土塑造成“慈孝天下無雙裏，錦繡江南第一鄉”，營造一個“程朱闕里”的理教重鎮。於是，徽商婦的貞節，有意無意之間成了男人博取名聲的籌碼。貞節牌坊就是徽商炫耀的本錢、徽商婦難逃的宿命。

 
    徽商婦，是徽文化的無名功臣。徽州文化充滿了商人色彩。在徽商奮斗過程中，徽商婦擔當了重要的歷史角色。她們竭力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與徽商事業成敗聯系在一起。她們通過嫁奩、聘金、勞動，為徽商提供原始積累資本；她們主持家政，使在外商人無後顧之憂；她們盡心盡力幫助丈夫創業守業；她們教子敬上任勞任怨。《歙縣志、風土》雲︰“邑俗重商，商必遠出。出恆數載一歸，亦時有久客不歸者，新婚之別，習為故常。”徽商婦為徽商解除後顧之憂，默默作出奉獻，被稱之為“內德”。一旦丈夫生意敗落或客死他鄉，整個家庭便交給了自己。我們從貞節牌坊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徽商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徽商婦們所遭受的常人難以承荷的打擊。徽州經濟的起伏興衰，幾乎都與女人的悲歡離合有關。 

　　從情理上講，徽商在外一二十年置家于不顧，即使創造的業績再輝煌，在徽商婦面前也顯得極其渺少。但往往歷史總不公平，族譜上記載的總是前台的徽商。不僅如此，徽派建築中的重門高牆，那是“家規”為徽商女人劃定的一個怪圈。宗法制度中的祠堂社廟，那是“族律”為徽商女人豎起的一扇城門。徽州牌坊，那是世人為徽商女人譜寫的一首怨歌。徽商婦，這是一個飽含著辛酸的名字，這是一個顫抖著痛苦的聲音。它濃縮了徽州女人的一段命運，寫滿了徽州女人淒慘的心境，也喚醒了一代“壯觀”的虛榮。其實，在繁星燦爛的徽文化背後，有著眾多徽州女人的夢想與光榮，也有著徽州女人守節持家釀造的無數悲歌。當徽商衣錦還鄉時，徽商婦已人老珠黃。有哭詞為證︰
 
　　悔呀悔，悔不該嫁給出門郎。三年兩頭守空房，圖什麼高樓房，貪什麼大廳堂，夜夜孤身睡空房，早知今日千般苦，寧願嫁給種田郎！